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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藩
2013-12-13 13:46     (点击: )

我校土木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合肥工大、郑州工大、西安公路交大、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顾问教授或名誉教授,土木建筑结构工程专家,1925年生,山西汾阳人,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赵国藩院士1949年毕业于上海交大土木系结构工程专业。50年来,他一直在我国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工程技术前沿,从事结构可靠性及钢筋混凝土结构理论和工程应用研究,完成了我国“七五”、“八五”期间国家一些重大项目的关键性课题及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研究成果鉴定为达到或部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或国际领先水平。

早年的赵国藩,曾先后担任兰州大学水利系和大连工学院助教。抗美援朝期间,在810国防修建委员会任工程师,荣获吉林省一等模范干部奖章。1954年后,任大连理工大学讲师、教授(越级晋升)、结构工程博士生导师,并作为访问教授到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短期工作。1984年至今,陆续被上海交大、武汉工大、合肥工大、郑州工大、西安公路交大、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等20所院校聘为兼职、顾问,或名誉教授。他还历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学会理事、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理事、结构可靠度委员会名誉委员等十多个学术职务。他曾任《土木工程学报》、《水利学报》编委,现任《建筑结构学报》、《工程力学》、《港口工程》等7种国内学术刊物编委。1985年到现在,曾先后20次担任国际学术会议委员、分组会主席、主席团成员、主席等职务。1994年起,担任《亚洲混凝土模式规范》研究委员会第1∽10届国际会议委员及1996年第6届国际会议组委会主席。他先后14次应邀去瑞士、日本、捷克、美国、新加坡、香港等大学讲学。1994年至今,担任国家科委攀登计划中工程与技术重大基础研究项目“重大土木与水利工程安全性与耐久性的基础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

赵国藩早在50年代就在国内系统介绍了极限状态设计理论,60年代在国内首次提出用一次二阶矩法计算安全系数。他在出版的专著《工程结构可靠度》一书中提出可靠度实用计算法及荷载、抗力统计模式,在学术界颇具影响,发行一万多册,被其他学术刊物引用上百次,为我国工程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的编制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90年代,赵国藩专题组进一步提出了考虑变量相关性的广义随机空间内的可靠度分析法和精度较高的二次二阶矩法、四阶矩法、体系可靠度分析法,以及用模糊数学分析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可靠度等研究成果。赵国藩还系统地研究了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混凝土、无粘结部分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裂缝机理,为我国规范提出了裂缝控制计算方法。并运用断裂力学理论,用激光散斑法测定混凝土的裂缝特征,提出了混凝土断裂韧度的概率分布模型和混凝土构件裂缝失稳扩展计算方法。他在混凝土静、动力学研究,钢纤维增强混凝土研究,高强混凝土抗震设计研究等方面都有学术建树。

我国本世纪投产的最大电站、能源建设的重点工程——二滩水电站,建设总投资近300亿元。为解决该项工程的关键技术,国家提出“七五”重点科技攻关专题“水电工程筑坝技术——高拱坝体型优化及结构设计的研究”和“八五”攻关专题“高拱坝建设关键技术——高强度大体积混凝土材料特性研究”。赵国藩专题组承担了“七五”攻关专题中的子题“平面应变状态下混凝土本构模型研究”及“八五”攻关专题中的三项子题:一、动荷载下混凝土强度变形特性及其试验方法,二、全级配混凝土宏观力学性能研究,三、混凝土复合型及动态断裂特性研究。在“七五”至“八五”近十年间,根据二滩拱坝大体积、大骨料(最大粒径150mm)、全级配(四级配)拱坝位于地震区须考虑承受动力荷载以及拱坝多轴受力等特点,研究了拱坝混凝土宏观多轴静力性能及动力性能,还应用断裂力学研究了混凝土I—Ⅱ复合型断裂特性及地震作用下的动态断裂特性。这四项子题被国家电力部分别鉴定为“国内领先,部分国际先进水平”、“国际先进水平”和“部分成果国际领先水平”。“七五”和“八五”攻关专题分别获能源部1991年科技进步一等奖和电力部1996年科技进步一等奖,1998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其汇总研究成果“混凝土静、动力学特性研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七五”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东风拱坝,须严格防止危害性裂缝。而混凝土坝的裂缝是国内外工程界极为关注且难度很大的重大问题,赵国藩专题组承担了“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专题“水电工程筑坝技术——高混凝土坝裂缝及其防治”中的子题“混凝土裂缝评定技术”,完成的研究成果被鉴定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获能源部电力科技进步一等奖(1991年)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2年)。其相关的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一项水利水电基金研究成果“混凝土损伤和断裂机理”分别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88年)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优秀成果(1992年)。“混凝土静态及动态断裂特性研究”又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96年)。赵国藩在混凝土断裂力学这一新兴学科共培养了博士生5名,硕士生6名。其中,徐世始现任大连理工大学教授,获霍英东奖金、德国洪堡奖学金,1996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研究基金60万元。赵国藩专题组参加的“八五”攻关课题,普定碾压混凝土拱坝在1989年截流时是世界上已建的最高碾压混凝土拱坝。该项目获1998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其他项目,如“九五”有关澜沧江小湾水电站混凝土双曲拱坝和沙牌碾压混凝土拱坝项目、港口重大工程、国家“攀登计划”项目以及国际合作项目等,赵国藩及其学生们都付出了巨大心血,进行多方位的试验研究和理论分析。截至1998年底,赵国藩专题组共获国家科技进步奖6项(一等1项、二等3项、三等2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18项,国家教委教材奖1项,自然科学基金优秀成果1项,国防科工委光华科技一等奖1项,规范工作一等奖等多项奖励。

赵国藩有译著9部,专著、合著著作12部,合编规范6本,论文290余篇,涉及土木、水利、水电、港口、建筑、公路等领域。他还培养了50多名博士、80多名硕士和8名博士后,他们之中很多已成为学科带头人。

附:赵国藩院士在一篇自述文章中,谈到了对“饮水思源”的深切理解与体会,摘要如下。

我13岁小学毕业时,正逢抗日战争爆发。父亲从军,家乡沦陷。1938年春随母亲从沦陷区徒步跋山涉水,经游击区辗转逃难到“大后方”。在逃难途中,作为流亡学生,艰难地在西安市郊区的农村读完了中学。1945年夏,在四川全济煤矿作技术员的舅父资助了路费,我踏上了“黄鱼车”(一种由司机私带客人的运送邮件车),奔向当时“陪都”重庆。我背着小行李,在沙坪坝、歌乐山、磁器口、九龙坡辗转了一个月,考取了五所大学。最后,选择了临时迁往重庆的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开始了大学生活。抗战胜利后,1946年春随校迂回上海。1949年上海解放后,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当年9月至1950年7月,在齐齐哈尔铁路局和兰州大学工作,1950年8月来到我校,迄今已近半个世纪。大连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如今,我已年过七旬,抚今思昔,百感交生。一生之中,深感遗憾的是,未能报答在抗战逃难的艰苦岁月中因贫病早逝的慈母;以及孤苦含辛,独身生活,养育我与两个弟弟上了大学的慈父。父母养育的恩情永生难忘。

在抗战期间,身着长袍大褂的中学老师在艰苦条件下的讲课和我们在煤油灯下自习作题的情景,仍然留在我深刻的怀念之中。大学期间,上海交大好多著名教授,为我们专业授课。力学专家徐芝纶教授讲授“应用力学”、“材料力学”、“水力学”、“结构学”一系列的土木系主干课程。他学识渊博,教学深入浅出,如一溪清水,透彻见底。听他讲课时,往往不知不觉下课铃就响了,真是“终身受益”。三年级他讲授“结构学”(现在称“结构力学”),曾指导我将听课学习的心得,写成一篇论文,帮我逐字逐句修改,推荐刊登在当时的油印刊物《交大土木》上。这是我学习写作的第一篇文章。

到我校任教后,有条件边工作边学习。我有幸聆听著名力学专家钱令希教授、桥梁专家陆文发教授开设的“弹性力学”、“桥梁工程”等课程。在他们的鼓励与指导下,突击学习了俄文,翻译了当时为“向苏学习”而急需的苏联教材和参考书,从中也学习了苏联学派的专业知识。1952年,开始担任“钢筋混凝土结构学”的讲课任务。60年代后,我国的建筑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港口工程等专业,根据国内工程实践经验和科学试验研究成果,开展了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编制工作。我有幸分别参加了几本专业规范的工程调研、专题研究和编制工作。在工作中,得到了众多工程设计、施工单位科技工作者的帮助,学到了学校中难以学到的工程实践知识。在多年学习、工作的过程中,恩师的教导,友情的帮助,永不能忘。

在经历了多次“运动”,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后,拨乱反正,国家经济建设复苏振兴。在“七五”、“八五”,直至“九五”期间,国家对重大土木、水利水电、港口建设,投入了大量资金,开展关键性技术问题的“攻关”研究,还成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基础科学的研究。在有关专业部门的领导下,我们陆续承担了多项课题研究。

从工程中来,为工程服务的课题,涉及的专业知识面广,难度大。在课题研究的十多年中,前前后后有100多位历届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还有研究室的老师和技术人员,共同努力奋斗,以集体的力量,向国家汇报了研究成果。特别是博士研究生,在他们学习并且参加国家课题,撰写学位论文过程中,师生相互切磋,教学相长,促进了我的业务学习。集体的帮助,永不能忘。

更使我得到终身帮助的是我那美好的家庭,我的贤妻在漫长的50多年的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生活中,我们相互搀扶着,度过了一次又一次“运动”的冲击。特别到了晚年,我那多病之躯更得到她无微不至而又非常辛苦的照顾。1993年,我曾在医院的病榻上写下“世上自有人情在,难比贤妻一片心”的感激之词。在校友会中,我对毕业回校的同学以前常用“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这“三好”来祝福、勉励,后来,我则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加上“家庭好”,用“四好”作为赠言,来祝福校友。

1996年,我回到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参加100周年校庆。母校赠每位校友一枚纪念章,上有“饮水思源”四字。这“源”是什么?是伟大祖国的培养,是父母的养育,是恩师的教导,是友情的帮助,是集体的支持,是师生的“教学相长”,是家庭的恩情。饮水,必须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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