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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大洪
2013-12-13 13:38     (点击: )

       我校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海岸和近海工程专家,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1930年4月生,浙江湖州人,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邱大洪教授是我国海岸与近海工程学科的开拓者之一,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教育部科技委员会结构与材料工程学部组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93年,被英国名人传记研究中心授予“20世纪成就奖”。

                                        为振兴中华发奋成才

       邱大洪的父亲是位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在童年时代,邱大洪的祖母和父亲对他的教育很严。他五岁时就跟着姐姐上了一所教会办的小学。放学回来,经常在祖母房里伏在“搁排凳”上做作业。三年级开始学英文,并学修辞,学得很好;回家后,还在一位老先生指导下悬肘学写毛笔字。在南洋模范中学学习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邱大洪跟着家人逃难到家乡。一路之上看到老百姓颠沛流离的情景,心中充满了对日寇的仇恨。这时,他萌发了“科学救国”的想法,发愤把功课学好。抗战胜利后,他还在地下党员的表哥等影响下,参加义卖等反蒋爱国学生运动。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在这所富有爱国传统的著名大学里,邱大洪的学业和思想大有长进。他记的笔记全用英文,印刷体写得-工工整整;他从参考书上找来各种练习题,从头做到底,以增强自学的能力。他担任了学生自治会不管部的干事,课余时间辛勤为同学们服务。1949年初,古老的北平获得解放,欢欣鼓舞的二年级学生邱大洪在学校的组织下,参加工作团,跟随解放军到城里去做宣传。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在北新桥邮电局发动群众忆苦思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自己也明白了不少革命的道理。
       新中国成立,万象更新,百废待举。对此,在1949年到沈阳驼峰调车场、1950年到郑州铁路局的两次实习中,邱大洪耳闻目睹,感受十分真切。他早就秣马厉兵,准备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51年,我国第一次实行大学毕业生由国家统筹分配的制度。邱大洪难以忘怀全北京市应届毕业生集中学习时敬爱的朱老总和冯文彬、安子文等同志的报告,他决心适应祖国的需要,到工业基础比较好的东北去一展身手。谁知,一返校,系主任就找他谈话,希望他留校当教师。邱大洪只好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最好到工业建设的第一线去,到东北去!”就这样,邱大洪高高兴兴地去到沈阳的东北人民政府报到。不料,组织上把他分配到了建国前夕我们党亲手创办的大连理工大学(当时叫大连工学院)。“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邱大洪牢记毕业前夕党的教导,二话没说,就把大半辈子献给了祖国的高等教育和科技事业。
       我们学校可说是白手起家,全国解放前后虽从香港、上海等地招聘了一批知名的专家教授,但师资力量依然短缺。邱大洪在头几年,一面虚心向老教师学习,一面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他几乎同时为4位教授、副教授,助教“工程画”、“测量学”、“土力学”、“结构力学”等课程,从中博采众长,充实自己的理论基础。1952年,这所大学根据屈伯川校长“靠海吃海”的办学思想,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海港工程专业。邱大洪又跟着我国著名的力学家钱令希教授从事创建工作,助教他的“港口工程”课,协助他到交通部开办港工培训班,并在那里结合我国港口建设的实际,指导第一届毕业生做毕业设计。同时,在钱令希教授和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开始了科学研究工作。1955年,邱大洪接钱教授的班,开始主讲上述重要的专业课。1956年,任港工教研室副主任。同年,在中国力学学会成立大会上,宣读了题为《关于高桩码头的力学计算》的学术论文。这篇论文对国外力学计算的理论及方法均做了改进,引起了力学界的关注。这是他在钱令希教授手把手指导下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为他今后的科学研究打下了基础。1958年,他和侯穆堂副教授合作,编著、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本专业高校通用教材《港口及港工建筑物》(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在高教界引起了良好的反响,工程设计界也把它当做主要的参考书。
       邱大洪教授正是怀着“振兴中华”的大目标,一步一步成长起来,并在事业上纵横开拓,不断做出新成就的。

                                           努力为筑港工程服务

       1958年,大连市为开发海洋渔业资源,决定建造一座当时亚洲最大的渔业基地——大连渔港。我们学校承担了海上建筑物的全部设计任务,技术总负责人就是28岁的青年教师邱大洪。
       这座渔港规模大,而且完全敞海,在我国都是史无前例。担此重任,邱大洪如履薄冰,严阵以待。他首先和市水产公司与本校有关教师到烟台港、青岛港考察,汲取有关经验;跑遍市郊海区,选择了港址;主持了扩初设计和施工图设计,进行了港口整体模型等的试验,施工中经常深入现场帮助解决技术上的疑难问题。这座年卸鱼量12万吨,可以同时停靠300艘渔轮,海域面积5万多平方米,防波堤总长1327米,拥有现代化的卸鱼浮码头、上冰上箱码头、修船码头等设施的港口于1966年胜利建成。经国家验收,质量优良,完全达到国家标准。1987年,他又担任总工程师,主持使这座港口具有能接纳万吨级远洋捕捞船能力的设计工作,又一次获得成功。这项扩建工程于1989年竣工投产后,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为社会服务取得了社会的支持和信任。1973年,我校又承担了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的原油输出港——大连新港的设计任务。当时,我国大庆原油亟待出口,输油管道即将铺到大连,原定这一工程由某国外单位承包。但他们提出的条件苛刻,索价过高,导致谈判破裂。邱大洪和我校有关教师不讲价钱,憋着“为国争气,为国争光”的一口气见难而上。他是这项敬爱的周总理亲自过问的国家重点工程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主持离岸式码头的造型、总体和结构设计,并任施工现场的设计代表。在近三年的时间里,他远离家门一直住在当时还是偏僻渔村的民房、临时工棚、简易宿舍里,夜以继日地操心操劳,很少在午夜12点前休息,有时甚至一连几个月不回家。时间紧迫,困难真不少。根据地质条件,邱大洪决定19个码头墩和栈桥墩都采用重力式圆柱形沉箱结构。按设计,沉箱高19.7米,直径9米,自重780吨。这个足有6层楼高的庞然大物在我国建港史上是首次出现。但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既造不出来,又难以送到位。邱大洪多次和制造厂家及施工单位研究,并经过多次模型试验,终于提出了分两次浇注的办法,先浇注到12米高,然后拖运到大连港码头边坐底接高至预定高度;为解决拖运10多海里而沿程水深不够的困难,他提出在低潮时把沉箱中的水抽空,并加以密封,然后利用涨潮时的浮力让它倾斜,以减小吃水的方案,使沉箱顺利地拖运到建设场地。此外,他在上部结构中大胆采用了2.7×13×13立方米大型空心方块的方案,也开创了我国建港史上的先例。他采取的这些先进技术措施在实践中获得了成功,工程技术人员和筑港工人无不为大学老师这种敢于创新的进取精神感叹。同样可贵的是,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头戴“臭老九”帽子的邱大洪在政治上的处境很困难,但他坚持科学精神,坚持施工规范,硬是顶住了有些实权人物为盲目赶进度要用海水打混凝土、要用硬钢做大混凝土方块的吊钩之类的错误做法,确保了工程的质量。这座油港年通过能力为1500万吨原油,具有同时停靠10万吨级和5万吨级油轮的离岸式码头,于1976年“五一”建成后,气势非凡,蔚为壮观。投产三年半,就收回了建港的全部投资,23年来安然无恙,已为国家创造了大量外汇。这项工程的设计和研究,后来相继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全国70年代优秀设计金奖;由邱大洪教授主持撰写的学术报告在澳大利亚召开的第17届国际海洋工程学术会议上宣读后,获得了国外有关专家的高度评价。
       1994年,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邱大洪又主持了该码头的技术改造设计。在增加少量投资的基础上,将10万吨级油轮泊位改造成可停泊15万吨油轮和乘潮减载停泊20万吨油轮的泊位,将5万吨级油轮泊位改造成可停泊8万吨油轮的泊位。
       邱大洪教授还先后参加了秦皇岛油港、海军浮码头、连云港集装箱码头、深圳赤湾港集装箱和散粮码头、海南岛油码头、广东省珠江崖门出海航道工程等的模型试验、设计、科技咨询和顾问工作。为了发展我国的建港事业,他经常是马不停蹄,努力奉献。他对这些工程大都提供了新的技术和咨询,从而提高了设计水平,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70年代初,我国海上采油事业勃然兴起。1971年,他在塘沽参加工程实践期间,参与了海五井沉浮式钻井平台的设计工作,并着力于研究风、浪、冰等多种载荷对海工建筑物的作用,提出了设计中可采用的科学方法。1983年,为开发我国南海北部湾的石油资源,原教育部接受国家经委“六五”科技攻关任务,成立由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与大连理工大学五校教师组成的联合设计组,开展混凝土钻、采、储、运可重复使用的多用平台可行性研究。大连理工大学为组长单位,邱大洪为组长和技术总负责人。他成功地主持、组织了139名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14项专题试验研究,编制了17项专用计算机程序,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组织完成了扩初设计,主编了6册可行性研究报告。他们提出的钢筋混凝土多用平台结构,在国家教委科技司组织的鉴定认为,属于国内首创。这项成果1986年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科学研究中的理论贡献

       邱大洪教授始终坚持教学、生产和科学研究相结合,在浅海波浪和波浪力等主要研究领域内开展了一系列有创造性的工作。在理论研究中,既重视学科发展的前沿课题,又重视理论的工程应用和方法的实用。他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海岸工程的设计工作提供了更加符合实际的科学依据。他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浅水区非线性波浪的研究中,论证了在我国海岸工程设计实践中所取的设计波浪标准,在浅水区大多数是属于椭圆余弦波的适用范围。为此,他主持研制了在实验室水槽内产生椭圆余弦波、孤立波的造波软件,对其波形、水质点运动速度、加速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理论上将椭圆函数描述的浅水区非线性波近似地用线性波的组合来逼近。他用这方法研究了波浪与墩、墩群、直墙等常见的海工建筑物上波浪力的显式表达。这个工程理论通过在水槽内进行的实验得到验证。他据此编制了计算软件和工程应用的计算用表。这项工作在学科上和工程应用上都有较大价值,现已列入交通部修订的设计规范。
       二、关于海浪的不规则性,邱大洪教授是国内最早的研究者之一。在不规则海浪统计特性研究中,他将对海浪波面极值的统计分析理论应用到对建筑物波浪力过程线极大值的统计分析中,对柱、柱群、墩、墩群等海工建筑物波浪力进行了理论研究,得到了工程上简易可行的计算波浪力极大值的方法,对设计规范的修订工作具有较大价值。在浅水区不规则海浪的研究中,他提出了用一系列随机的椭圆余弦波来描述非线性不规则海浪的模型,以改进常用的用一系列随机的余弦波描述的线性海浪模型,并研制了在实验室水槽内产生这种不规则海浪的造波软件,研究了其特性。
       三、关于波浪引起海床内的渗流与海工建筑物相互作用,邱大洪教授是国内最早的研究者。他系统地对墩柱、平台、直墙、海底埋设管线等一系列海工结构上的波浪渗流力及其周围的波浪渗流场进行了理论和实验研究,得到了解析解和数值解。研究工作的特点是可考虑孔隙水及土壤骨架的可压缩性,浅水区椭圆余弦波的作用,粗颗粒土体介质的非线性渗流等各种特殊情况,在国内外学术界得到较高评价。该研究成果1996年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邱大洪教授1979年以来共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其中,在国内一级学报上发表中文12篇、英文5篇,在1979年于美国休斯敦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近海技术会议、1982年于麻省理工学院召开的第三届国际近海结构性态会议、1985年起在各国召开的历届国际近海力学及极地工程学术会议、1991年起在各国召开的历届国际近海和极区工程学术会议、1986年于北京由他本人主持的国际近海工程研讨会等国际会议上,共发表论文15篇。
       邱大洪教授1988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1990年被国家教委、国家科委授予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光荣称号。1992年被辽宁省委、省政府授予辽宁省优秀专家荣誉称号。

                                          主持创建国家重点试验室

       实验科技现代化必须具有先进的实验设备和手段。早在1954年,我校就建成了具有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海洋动力学实验基地。邱大洪积极参加了创建工作:这个基地具有8米×30米×1.0米的港工模型实验池,1米×30米×1.3米的波浪槽和两个船闸模型实验槽,还备有当时十分先进的九线电磁式示波仪等测试系统。70年代,结合大连新港的设计和研究,这个试验基地取得工程单位的资助,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扩建和加强,建成了24米×40米×1.0米的大港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邱大洪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在发展实验技术和实验室建设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78年,他开始对不规则波进行研究时,由于这一工作在国内刚刚起步,没有相应的实验设备,当时又无引进国外设备的条件。他就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提出了改造原有的规则波造波机为调频式不规则造波机的技术方案,并领导研究室成功地进行了改装,为试验研究创造了条件,并培养出了一批应用计算机控制造波机的实验技术人员。1988年,在从美国引进的不规则波造波机上,根据他研究的理论成果和具体构想,主持研制了浅水非线性波的造波软件。1989年成功地在试验槽内产生了椭圆余弦波及孤立波,其后将此成果扩展到国家重点实验室引进的两台不规则波造波机上,有力地提高了引进设备的技术性能。
       1986—1990年,邱大洪教授接受国家任务,在上述工作基础上主持建设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此期间,他主持、组织并参与了申报实验室计划任务书,实验室规划设计,引进设备的合同谈判,去国外审查设计,国内配套设备的设计制造,实验室的基建和设备安装、调试、验收,负责制定实验室研究方向,编写基金课题指南,以及建立各项规章制度等工作。这个实验室建筑面积3600平方米,具有尺度为34米×55米×1.0米的既能造波,又能生潮、生流的多功能试验水池,和现代化的方向谱不规则造波机、粒径分析仪、含沙浓度仪、浑水流速仪、超声式地形仪、水位仪等主要设备。它于1990年7月通过了国家验收,被认为主要设备填补了国内空白,已达到国际水平。一些国外学者访问后也认为,实验室的设备水平在国际上也是一流的,与国外一些名牌大学(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费罗里达大学、英国帝国学院、比利时列日大学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同年,邱大洪教授被国家教委任命为这个实验室的主任,被国家计委、国家教委和中科院授予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1994年,他改任这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主任。
       海岸及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别在1994年和1997年通过了国家的两次评估,获得第二次和第三次设备更新的建设费,使实验室的设备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对外开放以来,已有上海交大、天津大学、河海大学、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等兄弟院校、科研单位和本校师生开展了130多项国家攻关和自然科学基金等各类课题研究。

                                       教书育人桃李芬芳

       邱大洪教授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天职,48年来一直在教学第一线辛勤耕耘。他先后主讲过“港及港工建筑物”、“工程水文学”、“波浪理论”等多门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1966年以前,每年都指导本科应届毕业生结合工程实践做毕业设计;1978年后,重点指导研究生,已培养了一批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科研人员。他作为主要学术领导人的海岸工程学科(专业),1988年首批被批准为国家的重点学科(专业)。他结合教学,除与人合作,编著了我国第一本港口工程通用专业教材外,还主编了全国通用教材《工程水文学》(下册)(1979年、1988年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第一、第二版,现已主编完该教材上、下册合并的第三版,即将于今年出版),编著了研究生教材《波浪理论及其在工程上的应用》(1985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89年获交通部港航专业优秀教材二等奖)。1985年,他被授予辽宁省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
       邱大洪教授一直注意言传身教,教育学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他多次带领学生到海岸工程现场,向工程实际学习,向第一线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学习,引导他们走青年知识分子健康成长的道路。1989年春夏之交的两乱期间,他耐心做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再要求他们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近几年出国出席学术会议或访问时,总是挤时间看望出国留学人员,热情地向他们介绍国内和校内的喜人形势,勉励他们学人所长,为国效力。
       邱大洪教授教育过的学生1953年就开始走上工作岗位。他们中,不少人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有关岗位的领导力量和业务骨干。有大学校长和博士生导师,有交通部及其所属各航务工程局的局长、副局长,设计研究院的院长、副院长和总工程师。40多届毕业生大都为建设和发展我国筑港事业做出了贡献。他前些年与一美籍华裔学者共同指导的博土生王永学成长较快,已被提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成为他领导创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国际近海力学及极地工程学会每年奖励国际上两名在这一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青年学者。邱大洪教授指导的博士生已有两人获此殊荣。当与这些后来人谈及他们的成就时,他们都说:“这与邱大洪老师的精心培育分不开!”
       1993年,邱大洪教授被美国传记研究所授予“杰出领导人物奖”;同年被英国名人传记研究中心授予"20世纪成就奖”。他在校内还曾担任海洋工程研究所副所长、土木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同时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第二、三、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教委科技委员会结构与材料工程学部组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二、三、四、六、七届学科评审组成员。他在国内外学术界担任的职务有: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海洋学会、中国海洋工程学会、中国港口工程学会等理事;中国造船学会近海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海洋学报》、《水利学报》、《海洋通报》编委;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近海力学及极地工程分会(OMAEDivision)、水动力学委员(Hydrodynamic  Committe)委员。  
       邱大洪教授1957年与顾尔鑫女士结婚,他夫人是我校土建勘察设计研究院的工程师(已退休)。他们生有一子一女。女儿邱彬,在本校机械工厂工作;儿子邱立岗在东南大学建筑系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已有大连市18层的边防大楼等数项作品问世,现在美国的一家设计公司工作。

       附:邱大洪院士在一篇自述文章中总结自己走过的历程,认为“成长靠的是机遇和勤奋”,摘要如下:
       大连工学院可说是白手起家,全国解放前后,虽从香港、上海等地招聘了一批知名的专家、教授,但师资力量仍然短缺,特别是缺少年轻的助教。在我到校初期,几乎同时为四位教授、副教授助教四门课。这些教学实践拓宽了知识面,充实了自己的理论基础。1952年,学校创办我国第一家海港工程专业,我又跟着著名的教育家钱令希教授从事创建工作。与此同时,在钱令希教授的启蒙指导下,开始了科学研究。
       知识来源于实践。作为一个从事工程教育和科技研究的新兵,到工程实践中去汲取营养是至关重要的。1958年,大连市为发展海洋渔业资源,要修建一座当时亚洲最大的大连渔港。我校承担了海上工程的全部设计任务,我作为技术总负责人承担了此重任。历经勘察、设计、施工各阶段,于1966年建成投产,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继之,于1973年,我校又承担了我国第一座现代化可供10万吨油轮靠泊的原油输出港——大连新港的设计任务。我主持了码头工程设计和施工现场设计代表的工作。在分析当时我国技术条件和现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应用工程设计理论,提出了新结构、新工艺的设计方案和技术措施并付之实施,取得了成功,使该港及时地以较高速度于1976年建成投产。在实践中检验了自己的理论知识和丰富了工程经验,为其后在国内多项重大工程的咨询和顾问工作中打下了基础。70年代初,我国海上采油事业蓬勃兴起,1971年我在塘沽参加海上油田建设的工程实践,认识到海洋环境条件的复杂多变,开始了我在海洋环境荷载方面的研究工作。从此,我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从海岸工程拓展到近海工程的领域。1983年,为开发我国南海北部湾石油资源做前期工作,探索在我国建造钢筋混凝土平台的可能性,我主持了原教育部组织的五校联合设计组,承担了该项目“六五”科技攻关任务。在各校和工程单位的100余名同行们的共同努力下,较好地完成了任务。这充分说明了在重大的科技工作中发挥集体智慧和力量的重要性,而个人只有在集体之中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纵观过去走过的历程,成长靠的是机遇和勤奋。我认为机遇就是在现实环境中抓住切合自己成长的条件。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都有各种各样的机遇,有的需要及时抓住,有的需要自己努力创造,而这些都只有在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中踏踏实实地努力奋斗才能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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