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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珩
2013-12-13 13:31     (点击: )

       我校应用物理系第一任系主任,原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著名光学专家,我国光学界公认的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我国“863高技术计划”的主要倡导者,1915年2月生,江苏吴县人,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今称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86年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8年被选聘为“两院”资深院士。
       大珩的父亲王应伟是一位气象天文学家。1964年去世。,王大珩在北京和青岛读中学时,常去观象台跟随其父观测气象和天文,对使用科学仪器产生很大兴趣。他父亲感叹当时国内尚不能制造精密仪器,曾研制风力计获得成功。
       王大珩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考取留英公费生,赴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1941年转人雪菲尔大学,在世界著名玻璃学家W.E.S.特纳教授指导下进行有关光学玻璃的研究。1942年受聘于伯明翰昌司玻璃公司,专攻光学玻璃研究,直至1948年回国。
       王大珩在英国学习期间,最早发表的一篇关于光学设计的论文,论述了光学系统中各级球像差对最佳像点位置和质量的影响,创造性地提出,用优化理论导致以低级球差平衡残余高级球差并适当离焦的论点。该文所阐述的一些思想,至今仍是大孔径小像差光学系统(如显微镜物镜)设计中像差校正和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多次被国内外有关著作引用。王大珩在英学习和工作期间,大部分时间从事玻璃研究,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光学仪器在战争中的应用,受到交战各国的重视,光学玻璃的制造技术是保密的。王大珩所在的昌司玻璃公司,是世界上极少数也是最早从事光学玻璃生产的厂家之一,他在此所做出的许多研究结果都没有公开发表。他是英国最早研究稀土光学玻璃的两人之一。曾获得过专利。他发展了V—棱镜精密折射率测定装置,并在英国制成商品仪器,获英国科学仪器协会第一届青年仪器发展奖。后来他在国内把V—棱镜折光仪进一步研制推广,至今仍是许多光学玻璃实验室和工厂的基本测量仪器。
       1948年王大珩回国。先到上海,后辗转由香港经朝鲜到了刚解放不久的大连,参加创建大连大学,并主持创建应用物理系,任系主任。在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靠自制仪器当年为全年级学生(600余人)开设大学普通物理实验课程,显示了他的创业能力。(编者注:详见文后附录)
       1951年中国科学院邀聘王大珩去北京筹建仪器研制机构。1952年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在长春成立。后来于1956年改名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他被任命为馆长、所长。该所在他的领导下,30多年来为发展我国应用光学研究及光学仪器制造从摇篮而成为重要科研基地。长春光机所最早在国内建立起现代光学仪器的各种技术学科基础,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光学科技骨干。现在国内知名的光学专家,有许多都在长春光机所工作过;国内几个光学专业研究所都与该所有渊源关系;国内不少光学工厂前期的产品,都来自长春光机所的科研成果。
       光学设计是仪器馆最早取得成绩的科研领域。王大珩亲自领导建立了光学设计组,并举办过若干次全国光学设计训练班。后来,在这里受启蒙基本训练的许多人,成为很有成就的光学科学家。
       光学玻璃是仪器馆成立初期的重要科研成果。在以龚祖同先生(我国另一位光学事业开拓者,1988年病故)为首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批光学玻璃的过程中,王大珩运用他在英国工作的经验,在玻璃配方、退火工艺及测试技术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8年,长春光机所以研制高精光学仪器的“八大件”而闻名全国科技界。它们是:一秒精度大地测量经纬仪,一微米精度万能工具显微镜,大型石英摄谱仪,中型电子显微镜,中子晶体谱仪,地形测量用多臂航摄投影仪,红外夜视仪以及系列有色光学玻璃。这是王大珩创办仪器馆以来所花费心血的结晶,也孕育了1961年我国第一台激光器在这里诞生以及后来做出更为重要的成绩。
       从60年代开始,王大珩和他领导的长春光机所转向以国防光学技术及工程研究为主攻方向。先后在红外微光夜视、核爆与靶场光测设备、高空与空间侦察摄影、空间光学测试等诸多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参加了我国第一次核爆试验,指导改装了高速摄影机用于火球发光动态观测;他为建立国防光学工程的学科基础,最早在国内领导大气光学和目标光学特性的研究;他在太阳模拟器和空间侦察照相机的研制中提出了先进的技术方案。特别是靶场光测设备,他领导了多种型号的研制工作。
       60年代初,为适应国防工程的要求,国家提出研制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的任务。就当时我国的技术水平而言,完成这一任务有很大困难,但是在王大珩的号召和指导下,经过5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研制出超过原设计指标的我国第一台大型光测设备,开创了我国独立自主地从事光学工程研制和小批量生产的历史,在这项工程中,王大珩任总工程师。他提出的工程总体方案设想和一些技术路线,对保证仪器性能指标和缩短研制周期起了关键作用。
       当时对于如何承担靶场跟踪经纬仪任务,曾出现过搞“半杆子”还是“一杆子”的争议。所谓“半杆子”就是说长春光机所作为科研机构,应只搞攻关研究——“上半杆子”,而整套设备的制造则应由产业部门和工厂来承担。所谓“一杆子”则是从研究攻关到出产品“一杆子到底”统由长春光机所完成。王大珩主张“一杆子”做法。实践证明王大珩的论点是切合实际的。从此,在中国科学院范围内,为研究发展高精技术设备确立了“一杆子”的传统。
       1974年,在我国对美实施“乒乓外交”后,王大珩率中国激光科技代表团去美国考察。这是建国后我国第二个访问美国的学术代表团(第一个代表团是周培源先生带队的),对促进中美激光科技学术交流颇有影响。
       1980年5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长春光机所研制的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系统两项光学工程,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人段的跟踪测量任务,独立解决了当今世界远洋航天测量的平稳跟踪、定位、标定、校正的抗干扰等技术难题。王大珩在测量船的光学测量布局和船体摇摆及挠曲与实时修正方面均有重要创造。
       1979年,由于在我国国防光学科研中所做的贡献,王大珩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王大珩是首席获奖者。
       在发展我国空间技术方面,1965年王大珩参加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的方案探讨。1967年前后,他在长春光机所组织的空间对地摄影技术组,移植到七机部(现航天总公司),成为该部对地摄影技术的骨干力量。在开展对地摄影初期,他极力主张采用同步对星体摄影作为定位手段,经论证见诸实施,提高了研制起点,取得了良好效果。
       1975年,由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工委联合组织,王大珩主持编制了我国第一个遥感科学规划,推动了我国遥感工作的迅速发展。1979年在王大珩的倡议和领导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当时他兼任分院院长)在长春地区组织进行了一次综合性航空遥感试验。全国60多个单位约400人参加。次年召开了长春遥感试验学术会议,出版了《长春遥感试验论文集》和《长春遥感试验典型图像分析》。这次试验无论在理论上、方法上还是在应用研究上,都获得了有实际意义的成果。并导致后来长春成为我国以地理所和光机所为主干力量的遥感科研基地之一。这项工作与当时在云南腾冲组织的综合性遥感试验,都为我国遥感技术发展起了开拓性作用。
       1983年,王大珩从长春转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兼任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主任,后任名誉主任。1986年他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88年春,以美国为首发起成立国际空间年评议会,旨在协调各国有关全球环境研究的空间计划,并对空间技术应用于人民及社会福利事业做广泛的科普教育和宣传,并决定1992年为国际空间活动年。美方邀请我国参加并作为发起国。王大珩受命于国家科委宋健主任代表我国出席。直至1992年,每年开会并有学术活动。该组织最后有24个国家参加,并得到联合国外空委员会的赞同。我国为此成立了国际空间年中国筹委会,由宋健任名誉主任,王大珩、庄逢甘分别为主任和副主任委员。在任期间,王大珩不遗余力地联系国内有关利用空间技术的部门联合作战,为我国在空间应用方面争取了国际地位。在激光技术方面,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始于1984年。1986年在王大珩等科学家倡仪下,建立了强激光联合实验室,建成了峰值输出功率达1012W的“神光”激光装置,为在实验室内研究核爆及核能作用创造了起步的条件,使我国成为拥有该类设备的少数几个国家(美、法、日、中)之一。1989年初基于国际上激光核聚变研究的新进展,他又与王淦昌等几位核专家向国家提出开展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建议。为此已经批准且已作出规划。第一步是扩充已有“神光”装置的规模,以期在近期能获得一批新成果。
       30年来,他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和领导作用,对我国激光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80年在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国际激光会议,王大珩任中方主席。他著文论述了我国激光技术的进展,并担任会议论文集的主编。这次会议导致国际学者开始注意中国激光科研的进展。1985年在《光学学报》上,1987在厦门召开的我国第三次国际激光会议上,又相继做了“我国激光科技新进展”的报告。
       早在王大珩留英期间,曾随当时国际色度学权威之一W.D.莱特(Wright)教授学习色度学,并在色差阈值研究中充当观测者。回国后他一直关注我国色度学应用于国民经济中的诸问题。70年代初,我国着手开展彩色电视广播事业。为了培养彩色电视专业人员,1973年广播事业局在长春和西安举办了彩色电视学习班。王大珩为此编写了《彩色电视中的色度学问题》一书,向全国几十个单位近百人讲授了色度学原理,指导设计了彩色电视摄像机中的分色光谱曲线和分色棱镜,解决了当时彩色电视中的彩色复现问题,为我国彩电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多年来,他一直想建立我国的色度标准系统,直至1989年,在他的积极倡导下,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才批准了该基础性应用课题,在国家技术监督局标准司的赞助下,成立了颜色标准委员会,由王大珩任主任委员。为颜色命名及制订标准颜色体系与样卡,成立了专家工作组。经过4年多的努力,终于制成了我国国家级的颜色标准样册。其间还为我国国旗制订了法定颜色标准。
       王大珩还是我国计量科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50年代,国家计量局初建,他被聘为技术顾问直至现在。当时他在长春仪器馆,指导开设了光度、温度、长度、电学等计量基准研究课题,多次代表国家计量局出国考察。后来成立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长春光机所前期计量研究工作成为计量院有关工作的基础。特别在光度计量方面,一直得到他的关注和指导。1956年国家制订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时,王大珩是发展国家计量科研项目的主要编写者。1977年,我国参加国际米制公约组织,王大珩作为中国代表,每年参加国际计量大会和计量委员会。在1979年的大会上,他当选为国际计量委员会委员,并连任三届,至1992年因年迈告退。1978年中国计量测试学会成立,他当选为副理事长,1983年当选为理事长,1989年被推举为名誉理事长。
       为了加强计量科学的基础研究,培养后继人才,以保持我国计量科学的国际地位,经王大珩倡议,联合计量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物理系及电子科学系、成都测试研究院和航天总公司计量所等单位,于1994年经领导机构批准成立联合实验室。这是一种打破部门界线,集中力量从事高水平科研的举措,得到国际计量局局长T.J.奎恩(Quinn)博士的赞许。王大珩被推举为该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王大珩热心教育事业,特别关心国内光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建国初期,他和龚祖同先生共同建议在大学设光学仪器专业。为此,1952年最早在浙江大学成立了光学仪器系。1958年,他又倡导创办了以光学为专业的高等院校——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他兼任院长,亲自制定专业、系的设置,并讲授基础课。“文化大革命”后,该校划归军工部门,成为兵器部门主要高等院校之一,该校至今已培养毕业生万余人。
       1978年王大珩受中国科学院委托筹办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兼任校长,该校后划归机械工业部。现在他仍是以上两所院校的名誉院(校)长。
       王大珩在科研与教学工作中,十分重视培养青年科技人员,注重学术思想的启发和独立工作能力的锻炼。曾得到过他的指导和学术上受到过他教益的人,遍及全国,许多人成为当今光学界知名的学术带头人,有些已是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优秀的中年科学家蒋筑英就是他60年代初培养的研究生。出于亲身经历的体会,王大珩对青年学者,特别是出国青年学者经常指出应注意的几点,其一,要让你的导师知道你是有能力的,就必须竭尽全力做出成绩,才会受到导师们的青睐,这样才能真正“登堂人室”,受到教益,如同拳师取徒弟一样,首先看徒弟手足是否有力,才能知道你今后是否能成才;其二,只有通过自己的实践,才能把知识真正学到手,打上个人的烙印,终生不忘,也才会深入而进一步发明创造,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其三,在研究工作中,要注意课题的发展前景,避免走进“死胡同”,必要时要及时转变,另寻出路。如果死抱原来的作业不放,只能耽误时间,浪费精力,做不出成绩。因此要珍视机遇,而且还要主动寻求机遇;其四,发明与创造往往寓于工作疑难之中,解决了所遇到的问题,知识和学问就提高了、前进了。在研究工作中,那种自始至终一帆风顺,与开始所料无多少区别的情况,对一项工程来说,是顺利完成任务。但作为科学研究则是所得极微。
       80年代,王大珩虽然年事已高,而且领导工作繁忙,仍不遗余力地指导博士研究生。在选定研究课题上,他十分重视理论水平和实际动手能力并重。内容要有继续开展工作的前景或应用前景。他对学生论文的审阅修改,详尽而严格,对曾是自己提出的新概念、新思想等等内容,从不计较个人署名。
       王大珩是全国光学界公认的学术奠基人和组织领导者,1955年中国科学院组织学部时,他被选为第一批学部委员(今称院士)之一。1956年国家制订科技12年发展规划,他是仪器仪表组的主笔。
       他曾任国家科委仪表和光学专家组组长,主持规划的制订和实施。他倡导成立中国光学学会并任第一、二、三届理事长;他创办《光学学报》,并任第一届主编,在创刊号上发表《我国光学科学技术的若干进展》的论文,文中回顾了建国三十年来我国光学科技发展的历史,提出了今后发展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其中关于加强光学和应用光学的基础研究,改革管理体制等观点,至今还有指导意义。
       80年代,王大珩从长春调往北京,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此后还担任过中国科协副主席(已退,现为荣誉委员);北京市科协主席(已退,现为名誉主席)。他还是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第三届理事长。中国照明学会名誉理事长。在国内召开的历次激光会议、国际遥感会议、国际高速摄影和光子学等会议上,他都曾担任主席。1991年他又当选为国际光学工程学会会士(Fellow)。
       王大珩在就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期间,为了发挥学部对国家重大科技及经济问题的咨询作用,倡导学部主动地就国家重大问题提出咨询性建议。得到各学部的赞同和决策者的赞赏。这项活动开展以来,已成为科学院各学部的主要任务之一。技术科学部提出过的咨询建议有发展我国的微电子技术;加速发展通讯技术、有关钢铁工业的发展路线、有关工科高等教育的改革问题、机电工业与高技术、高技术产业化的若干问题等等。后来又提出了发展我国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议。这些建议都得到领导决策的高度重视,也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1986年3月,王大珩等科学家鉴于美国战略防御倡议(SDl)和西欧“尤里卡计划”等高技术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因此他和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三位科学家联名发起向国家最高领导提出关于发展我国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建议很快就得到邓小平同志批示。中央进一步考虑到今后高技术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结合我国国情,及当前的国际形势,确定了“有限目标,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指导思想。此后,经过一系列的高级会议和专家讨论,发展成为“863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在选定的生物、航天、信息、自动化、新材料、能源、激光等七个高技术领域内,跟踪世界先进水平,通过不断创造和实践,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现在“836计划”的形成和实施已见实效。1991年4月邓小平同志又及时提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号召,以加快高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863计划”对我国科技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1993年10月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在北京成立,王大珩被一致推选为第一届理事长。
       1992年4月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上王大珩和其他五位学部委员(院士)联名向中央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与中国科学院处于同等学术地位。这一建议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工程界因此甚受鼓舞,这对进一步调动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将有深远的影响。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王大珩被中国科学院推荐并当选为第一批工程院院士之一,任第一届主席团成员。
       王大珩曾先后当选为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大珩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领域是很广的,方式是多样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说明一个科学家可以通过不同途径,从不同的层次、学科对社会的科技进步做出贡献。许多科学家终生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勤奋耕耘,著书立说,发明创造,他们的科学成就,打上了个人的标记,汇集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也有一些科学家,特别是在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初期,他们是先行者。他们在国家的科学园地中披荆斩棘,给后来者开辟领域,指引道路,他们不一定直接从事耕耘,而把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融合在他人的科研成果中。基于王大珩所处的时代和经历,他既进行科学研究,又密切结合生产实际,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顺其所长,在振兴祖国科学技术的宏伟事业中走过了近60年奋进的道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95年初,年达八旬的王大珩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第一届(1994年)技术科学优秀奖.
       (作者注:本文以陈星旦所写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一集第138~145页为蓝本,由卢国琛作了补充。)
       编者按:在《中国国防科技科学家文学传记丛书·光魂》(著名光学家王大珩)(马晓丽著,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一书中,生动具体地介绍了我校应用物理系第一任系主任王大珩教授在校时的情况,摘要转载如下:
       大连大学(我校前身)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当时中央决定创办大连大学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培养人才,为即将开始的新中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准备。
       共产党中从来就不乏人才,而且极会用人。中央选派的两任大连大学校长(注:李一氓和吕振羽)不仅都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而且都是才学过人的知识分子。大连大学的工学院院长屈伯川和医学院院长沈其震也不例外,沈其震自不必说了。屈伯川是一位曾留学德国的化学工程博士。他1939年就参加了延安自然科学院的筹建工作。
       这是一批典型的学者型的共产党人,他们或留过学,或受过高等教育,本身就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长期在知识分子中间从事统战工作,因此,很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一进入解放区,王大珩立刻觉得一股春风般的温暖扑面而来。王大珩怎么也没想到在这里他们会受到如此热情的欢迎,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这些人会成为共产党的座上宾。不仅大连大学对他们的到来表示了热情的欢迎,连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都亲自出面接见他们,对他们勇于冲破封锁,毅然来到解放区参加建设的行动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这是王大珩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人,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共产党人的真诚和热情给王大珩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他们这些人几乎立刻就被分别委以重任了。王大珩被任命为物理系主任,交给他的任务是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把物理系筹建起来。王大珩发现共产党的确是很有诚意的,共产党不仅对自己这样来历清白的人表现出了欢迎和信任,甚至对那些曾与国民党有过或多或少瓜葛的人,也表现出了的极大宽容和真诚。有一名留学回国后曾在国民党机要部门工作过的教授,来到解放区后始终放不下心来,生怕共产党对自己弃暗投明的心情不理解,生怕共产党对自己信不过。没想到,当他怀着忐忑的心情把这段历史向学校讲清后,吕振羽校长当即就向他详细解释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一贯政策,并诚恳地勉励他甩掉包袱,轻装前进,把自己的学识才智贡献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共产党人对待知识分子的这种诚挚的态度,使知识分子个个欢欣鼓舞,干劲倍增。自从回国以来,王大珩还是第一次品尝到受重视、被尊重的滋味。在解放区这块崭新的土地上,王大珩才终于找到了回家的感觉。他决心要为建设这个“家”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学识。
       身在家中自然就多了几分责任感,在家人面前自然就少了几分顾忌。刚被任命为物理系系主任的王大珩凭着那股热情,毫无顾忌地闯进屈伯川的办公室,直捅捅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要办就办个应用物理系!
       理由很简单:我们是为建设新中国培养人才的,而建设新中国最急需的是大批应用人才。
简单的理由后面却跟着很复杂的注脚:在国外这几年我有很深的体会。国外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物理人才中,有很大一部分毕业后都进入了工业企业。由于他们有很深的物理基础,因此在解决生产技术中的问题时,常常要比单纯搞工程技术的人思考得更深一些,解决得更好一些。我自己就在国外工业企业工作过,我注意到物理人才在国外大工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这一年,王大珩34岁,正是锐气极盛。
       这一年,屈伯川40整,已是老成持重。
       老成持重的屈伯川目不转睛地听着王大珩振振有词的阐述,直听得两眼发亮,频频颌首。听到最后屈伯川双手一拍,大叫了一声“好”!
       事情就这么决定下来了。
       许多年以后,有人问王大珩他提出办应用物理系那会儿领导当时是怎么答复的?是在哪一级会议上研究的?经过多长时间由哪一级批准决定下来的?
       王大珩如实回答之后,引出了对方一脑门子的问号。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没了?
       没了。
       眼睛瞪得圆圆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半天收不拢。
       王大珩就乐了:“你哪里知道,那会儿我们这种人讲话管用着呢!”老人把眼睛眯起来回忆着说,“建国初期时,党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可信任了。到大连后,无论是旅大区委书记欧阳钦还是校长李一氓,都把我们待为座上宾。那时候,不管我们提出什么建议,只要是合理可行的,就一定会被采纳!”
       《大连理工大学校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建校伊始,屈伯川同志就鲜明地提出:继承和发扬革命根据地办学的优良传统,吸收国内外办大学的经验,努力把学校办成新型的正规化的大学,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级专门人才,并及早在科学技术上做出贡献。
       为此,他一面大力倡导良好的校风和学风,激励干部、师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一面积极尊重人才,增聘教师,工作上虚心倾听专家教授的意见。
       ……刚从英国回来的物理系系主任王大珩教授提出:物理是一切工业技术发展的基石,冠以“应用”二字对新中国的工业建设更有现实意义。
       ……屈伯川院长热情支持了王大珩教授。
       ……王大珩教授对屈伯川院长的知遇之恩至今不忘。

       “忘不了。”老人仍旧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带着一种深深怀恋的感情说:“那时代,真是有一种主人翁的自豪感呢!”
       老人突然打住了话头,一种回味不尽的幸福在老人的脸上逐渐蔓延开来。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从那时起直到解放初期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年间,共产党与知识分子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极亲密的关系。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受到共产党真诚热情的感召,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生政权的建设中。更有许多身在海外的知识分子也在共产党的感召下克服重重障碍返回祖国,为建设新中国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因为他们对共产党寄予了全部的希望,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建设需要他们,更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信任他们。
       没有什么比信任和需要更能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动心的了,在一个多世纪的苦苦追求和奋斗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历了无数次希望的幻灭。今天,他们几代人积蓄了一个多世纪的爱国热情,终于在这个最佳的时刻找到了一个最适宜的喷发点。他们如火山爆发般突然间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同全国人民一起,在百孔千疮的废墟上托举起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那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记忆中最为舒心、最为振奋的一段日子。
       但是,一切必须从零开始。
       王大珩赤手空拳办起了应用物理系。
       首要的问题是得尽快把物理课高质量地开出来。这就要有人,要有高素质的教师。好在王大珩在物理界有的是熟人,他动用所有关系,四处挖掘人才,使系里很快就有了18名教职工。有了人,王大珩心里就有了底数。他亲自审教材、定教案,亲自登台授课,带领全系教职工很快就把应用物理系的课开了出来。
       开理论课好办,但要开实验课可就不那么容易了。首先得有实验室,得有很多必要的仪器设备。大连大学工学院的底子是关东工业专科学校,是个中专,只留下了几件中专物理教学用的简单的示教器材,基本用不上。买吧,一来是资金不够;二来,即便有点资金,在刚刚解放的大连也什么都买不到。当时关内战火连天,大连与内地的交通几乎完全中断,什么也别想运进来。不要说其它的东西了,就连做物理实验用的最基本的米尺都无处可买。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人说。
       事在人为!王大珩毫不犹豫地回答。
       在全系动员大会上,王大珩讲了这样一番道理:“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用在我们这里,我看有这样两层意思。一是物理教学必须重视物理实验,必须要有物理实验所需的仪器设备。二是物理教学人员要想开好实验课,必须学会自己动手制造仪器设备,在制造仪器设备的过程中,学习各种技术,提高实验水平。”
       于是,应用物理系的教师和实验人员就在王大珩的带领下,开始了自己动手、修旧利废、建设实验室的工作。
       在大连,有一个不知从何年何月兴起的,存在了几十年,至今更显活跃的旧货市场,当地的老大连人都习惯地称它为“西岗破烂市场”。每逢星期天,老百姓就会自动聚集到这里进行各种交易。
       从英国回来的洋专家王大珩突然对破烂市场发生了兴趣。一到星期天,就拉着身边的人到破烂市场去转悠。寻宝似的挨个摊子走,一样样东西盯着瞧。没想到还真让他给瞧着了——在一个老头的破烂堆里,王大珩竟然扒拉出来一块旧秒表!这是做物理实验最紧要的东西,王大珩正愁着没处去掏弄呢!去的次数多了才发现,这破烂市场里的宝贝还真是不少:一台快散了架子的旧天平,经过一番修整后一测,嘿,还挺精确的呢!几个旧望远镜筒,回去拆巴拆巴零件都能用。最得意的是,有一次竟在破烂摊上发现了一台高级电位差器。当时,卖主连他卖的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没花几个钱就给买下来了。拿回去后一试,好家伙,一点毛病都没有。
       有一次,王大珩突然在一堆破烂里发现了一块没人要的破玻璃。王大珩只觉得眼前一亮,当即就把这块玻璃一把攥在手里。一问价,卖主恨不得不要钱白送,因为这块玻璃四六不成材,从来就没有人顾得看一眼。王大珩可是看不够,举着玻璃左瞧瞧右看看,得了宝贝似的兴奋得满脸放光。卖主心里直纳闷,不就是一块玻璃吗,又不是水晶?还值得这么看!他哪里知道,这竟是一块光学玻璃!后来,王大珩把这块光学玻璃拿回去切割开,正经磨出了几片光学镜片呢。
       王大珩在清华培养出来的极强的动手能力和后来的昌司工厂的实践经验,在此时发挥出了极大的作用。他带领大家自己动手制作出多种实验仪器,还亲自设计制造出了分光仪等当时比较先进的仪器。实验室很快就建起来了,这个被大家戏称做是用破烂市场武装起来的物理实验室,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了当时国内大学的先进水平。《大连理工大学校史》上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了当时的详细情况:

       应用物理系系主任王大珩教授把实验室建设当做创系的重要工作,亲自来抓。他自己动手,领导教师和实验人员修复旧的仪器设备,使它们继续发挥作用。……有一次,他从土木系和旧货摊上弄来两个破水平仪上的刻度盘和轴承,如获至宝,在机械工厂工人师傅的帮助下做出了两台精度很高的分光仪。后来,又做出了电阻箱、冲击检流计及粘滞系数测定仪等多种仪器。这样,他们在短期内就建成了两个能同时容纳130人的普通物理实验室,装配了一个能容纳150多人的物理示教用的阶梯教室。这就保证了全校580多名学生,2到3人编成一个小组,每周做一次,一学期共做30个实验。这样的情况,就国内各大学同样设施来比,规模上已经是最大的了。

       现已退休的几位教授还常谈起他们那段美好的回忆:郭永江(原应用物理系秘书,退休教授):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王大珩先生做起事来那个急劲儿和认真劲儿。
       就说(大工南院的)136教室吧,直到现在还是全校最好的阶梯教室之一。这个教室可是王大珩先生当年亲自设计的。按理说,我们系里只要提出修建阶梯教室的总体要求就行了。其它具体设计施工都应该是总务部门的事。但王大珩先生却偏要拉着我到现场去看,他亲自拿着个皮尺测量讲台到第一排坐位之间最合适的距离,量每排之间的宽度,从物理学的角度考虑教室的梯度、声音、光线。结果,136教室建成后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教室。首先是大而不散,因为老师和学生间的距离适度,所以,老师站在讲台上能很好地把握全场。其次,声音效果和光线都很合适,在这里上课,老师和学生都感觉很舒服。直到现在,老师们还都争着把自己的课排在136教室呢。徐庚武(原应用物理系学生、系主任,现退休教授):
       记得是1950年春节吧,我们几个学生凑在一起去给王大珩先生拜年。在王大珩先生那里坐下唠着唠着就说起了物理实验的事,说起了实验室的设备问题。大家都嫌实验室的仪器太简陋、太破旧,嫌做起实验太不顺手、太费事。
       王大珩先生一直不动声色地听着大家的话。直到一个个都说完了,他才讲了一段话。那些话至今我还记得一清二楚。王大珩先生说:“我是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我在我的老师那里学来的最好的经验,就是不要给学生好的东西用!这是清华物理系一个很独特的传统。我们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叶企孙先生常这样讲:就是不能给你们好的东西用,就是要逼着你们学会自己动手。开始我们也不理解,一个个被逼得手脚并用的。最后怎么样?到底都练出来了!我也是直到毕业以后,才越来越懂得动手能力对一个学物理的人来说有多么的重要。现在,即便是给我一堆破铜烂铁,我也能想方设法把它凑出个像样的东西来!”
       又说:“你们不要总是嫌仪器设备简单粗糙。我告诉你们一个真理,所有精密的东西都是用不精密的设备造出来的。你们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学会用低级的仪器做出好的实验结果来!”
       还记得那年八月十五吗,全系师生一起在星海公园搞联欢那次?
       记得,记得,那次联欢可真热闹!
       我一直忘不了。从中学到大学,我那次还是第一次参加那么热闹的联欢会。平时看王大珩先生挺严肃的,对学生要求那么严格,那天才发现,他其实在生活中非常随和。记得那天王大珩先生还唱了一支歌,是什么歌来着?……
       两只老虎!
       对,对,是两只老虎!
       王大珩先生在前面唱,物理系的老师和学生们就都在下面跳。大家那个高兴劲儿呀,就甭提了!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真奇怪,真奇怪。
       一个没有耳朵,一个没有眼睛,
    真奇怪,真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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