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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炳权
2013-12-13 14:57     (点击: )

  我校化工系52级学生,化学工业部北京化工研究院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工程师,高分子化工专家,1933年11月生,广东东莞人,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毛炳权出生在广东东莞县的一个小康之家。在“七七”事变爆发后,珠江三角洲一带相继沦陷,幼年的毛炳权随家人四处逃难。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的烧杀抢掠,给幼年毛炳权的心灵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为什么我们会受别人的欺侮?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已是高中学生的毛炳权渐渐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懂得只有走发展科学,振兴实业的道路,才能强国利民,不受外族欺侮。为此,他学习更加勤奋,梦想有朝一日,以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朝鲜战争爆发后,毛炳权毅然响应“保家卫国”的号召,报名参加抗美援朝。两年的军旅生涯,虽然艰苦,却使毛炳权更加成熟。面临新中国在武器装备方面的落后状况,激发了毛炳权想改变这种面貌的决心。随着朝鲜战争的相持和国际局势的缓和,部队保送他到高校去读书,这时的毛炳权重又燃起了少年时代科学救国的梦想。上中学时,他曾受一位留法归来的老师启发,知道化学工业能够生产出新中国国防和生产建设必不可少的炸药、化肥等产品,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大连工学院化工系。

  1954年,毛炳权又作为新中国早期留学生,到莫斯科化工学院学习。1957年,毛泽东主席到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于百忙中抽空来到了莫斯科大学看望当时留苏的学生。毛泽东即兴发表了他那段后来被引为经典的讲演:“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主席的话深深激励着热血青年毛炳权,在5年的学习期间,他只给自己留出一点必要的睡眠和吃饭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中。他5年的功课全部优秀,并且在这期间,还在《高分子化合物》(俄文)杂志上发表了两篇研究论文。

  当时代的脚步迈人80年代,世界聚丙烯催化剂的发展又出现了新动向。一些发达国家开发的被称做第三代聚丙烯催化剂——聚丙烯高效催化剂几乎垄断了国际催化剂市场。我国先后从国外引进了十多套大型聚丙烯装置,并且每年还要花费近千万美元进口几十吨催化剂。  当时,作为聚丙烯课题组负责人的毛炳权深感自己肩上重任。多年的学习与探索,几代人的努力不都是为了在世界化工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吗?为了打破受制于人的局面,在领导的支持下,在振兴祖国的誓言的感召下,毛炳权和他的专题组毅然决定研制自己的专利产品!

  寂寞与枯燥往往是科学研究的代名词。在研制聚丙烯催化剂的过程中,毛炳权和他的同事们一次次查阅资料、做试验,失败、讨论、修正、再试验……一点一滴地寻求,一步一步地前进。仅是积累的文献卡片就有半尺厚。科学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专题组,毛炳权从来不以专题组长的身份武断地拍板定案,他常说:“一个人的才能总是有限的,必须依靠集体的智慧、力量,以前如此,现在、将来都是这样。”一年365天,毛炳权和他的同事们经常连续加班加点,辛勤的汗水终于浇灌出鲜花。1985年4月,毛炳权和同事们成功地研制出了一种新型催化剂,他们命名它为“N型高效催化剂”。N型催化剂的研制成功,填补了我国聚丙烯催化剂领域的一项空白,并成为我国第一批申请的专利之一,为以后该项技术在国际上的专利技术转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使N型催化剂应用在我国生产装置上,毛炳权和同事们一次次地深入企业广泛宣传。在北京寒冷的冬季,毛炳权和他的同事们与厂方共同奋战在生产一线,30多个日夜,终于使N型催化剂第一次在我国间歇型聚丙烯装置上成功地应用。之后,在中国石化总公司的支持下,毛炳权等一行人又先后来到扬子石化、上海石化等大型聚丙烯连续性装置上试用,所得到的聚丙烯的产品质量是优良的。实践证明,我国自己研制的N型催化剂各种指标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而价格仅为进口催化剂的40%!

  N型催化剂相继获得了中、美、日及欧洲5个国家的专利,并且成功地转让给美国某大石油公司,由其向世界多国出售。我们既得到大笔专利转让费,同时也提高了N型催化剂在世界上的知名度。现在,N型催化剂在国内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上海、大连、广州、洛阳、盘锦和抚顺等地的大型聚丙烯连续性装置上都应用了N型催化剂,并由北京奥达石化新技术开发中心建成投产了一套年产30吨的N型催化剂生产装置,为使N型催化剂在国内、国外进一步推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N型催化剂从1985年4月试验室研制成功,到1993年在生产装置上广泛应用,形成现实生产力,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中间经历了整整8年的时间。8年来,为了聚丙烯催化剂的国产化,为了我们中国人扬眉吐气,毛炳权和他的同事们呕心沥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络I、络Ⅱ到N型催化剂,从仿制到今天拥有我们自己的专利产品,毛炳权和老一辈化工专家们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又是值得自豪的道路。如今,60多岁的他又在科学的道路上踏上了新的征程。早在N型催化剂工业化推广进程中,毛炳权就接受了国家计委和中石化总公司下达的“聚丙烯球型催化剂”的“八五”攻关项目。毛炳权又一次接受了挑战。“干,就要干好!别人休息,我们还干。”正是靠着这种拼搏精神,球型催化剂终于顺利地通过实验室研究与中间试验的鉴定,并取得了中国专利。熟悉毛炳权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温馨的家庭。夫人刘新香是他的大学同学,也在北京化工研究院工作,并且是全国政协委员、院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是一位在加氢催化剂研制方面卓有成就的化工专家。两人在生活上是一对和谐的夫妻,在事业上也是志同道合的伴侣,相伴相携,已共同走过了30多年的生活历程。他们育有一儿一女,均已事业有成。毛炳权和夫人刘新香的亲属大都在国外,生活条件十分优越,他们曾多次要求毛炳权和夫人到国外定居,但毛炳权和夫人仍是不改初衷,依旧是隔几年去探望父母一次,然后再平静地回来。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外国定居的,国内还有要带的研究生,还有许许多多的事要做,年轻时没去,现在就更不想去了。”没有一句豪言壮语,非常平静,非常朴实,但正是在这种不经意中映现出了他们高尚的品格,映现出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拳拳爱国之心。

    与毛炳权接触时间长了,就会发现,外表敦厚的他有时也会现出一些狡黠。记得一次笔者采访他们夫妇二人时,问道,您们二位当初恋爱时,是谁追谁呢?毛炳权一笑,“这纯属家事,不谈不谈。”而其夫人刘新香却快人快语:“当然是他追我了!”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的笑。或许在那一瞬间,他们都回想起了青年时代,回想起了这几十年两人共同走过的风雨历程。

  科学事业的进步与发展,需要一代一代的接班人,毛炳权深谙其中道理。他对青年人充满了厚望,满腔热情扶持他们的成长,将自己的技术与多年总结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他所指导和培养的研究生现都已成长为院里年轻技术人员中的佼佼者,成为化工科研战线上的生力军。

  “报效祖国”这简简单单然而却又重于千钧的四个字,毛炳权为之奋斗了大半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后的毛炳权更加繁忙了,要在聚丙烯催化剂领域再立新功,要为祖国的明天培养接班人,还要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为国家科技的发展出谋划策。年轻时代曾有过“百科全书”美誉的毛炳权,到了花甲之年,又要在更广阔的学术领域中为祖国做出贡献。

(原载《中国化工报》)

  附:毛炳权院士有篇文章记述了自己的成长历程,转载如下。

  我出生在小康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职员,靠工薪维持一家三代人的生活。“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军从广东沿海登陆,很快就侵占广州和珠江三角洲一带。四五岁时我跟随家里人到处逃难达数月,后因经济困难,举家又回到广东沦陷区农村居住。农村没有正规学校,少年时代只能在农村私塾中读些《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稍大一些时就读《孟子》、《论语》。那里的老师从不讲解,只要背诵,背不出来就要打手心,也许年幼时记忆力好,至今有些篇章仍能背出部分内容。

  当时日本兵平时只驻在城市里,但经常下乡来要钱要粮,不能满足时就抓人、抢劫、放火烧村。所以一听到日本兵下乡,村里的人不论男女老少,穷人富人都跑得远远的。记得我的外曾祖父,当时已有七八十岁了,因年纪太大走不动就留在家中,大概是听不懂问话,老人挨了两下耳光,被大皮靴踢了一脚,第二天就去世了。从少年时代就深刻体会到“亡国奴”是什么滋味,所以特别喜欢听当时在民间流传的抗日英雄的故事。什么十九路军,四行孤军,长城大刀队等等,真是百听不厌。当时最大梦想就是尽快消灭鬼子,不当亡国奴。1945年,日本果然投降了,看到日军被解除武装后,灰溜溜地被遣送回国,心里着实十分痛快。胜利后我也回到县城,念上中学。那时候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几十年来一直挨欺负,后来人们都说,是因为中国工业不发达,科学落后,没有飞机、大炮之故。只要走发展科学,振兴实业的道路,才能强国利民。我深信不疑。

  1949年广东解放了,我已是高中学生,慢慢地对共产党、解放军有了一些认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不再第二次当亡国奴,响应“保家卫国”的号召,抛弃“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梦想就报名参了军。经过一两个月的政治学习和新兵训练,分配到某部队的连队里当文化教员。

  那时部队的条件是比较艰苦的,没有营房,住在农村的祠堂和庙里,地上铺些稻草就睡觉。白天学军事、学政治和完成本职工作,晚上还要轮班站岗放哨。有一次夜晚放哨时,将村民的猪误认作敌人来摸哨开枪打死了,这事被连里同志当做笑话说了一阵子。当时我最害怕的是行军,由于当时部队很少有现代交通工具,每个战士的武器,粮食、背包都由自己携带,这对老战士来说算不得什么,而对于我这个小个子的“学生兵”来说,是够苦的了。记得第一次行军80里,虽然有老同志帮我扛背包,但枪支、手榴弹、子弹带、钢盔等无论如何得自己带,第一天走下来,两脚掌全是血泡,在领导和老同志的帮助和鼓励下,第二天咬咬牙又上路了,跟着部队从粤东走到粤西,总算完成那次长行军任务。

  1952年夏天,由于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双方正在板门店谈判,国际形势有所缓和。新中国将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大批建设人才,当时国家从部队和机关中抽调一些青年经过短期补习后,保送到高校读书。

  到高校读哪一科,当时对大学里怎么分科很不了解。只知道,既然要工业化,就应念工科,对工科里的专业也不知道,只是在中学时听老师讲过,化学能生产炸药、火药、肥料等产品,是不可缺少的行业。就报名到大连工学院化工系就读,这就决定了我一辈子从事化学工业这一行。以后到莫斯科化工学院学习和到成都工学院任教,直到最后在北京化工研究院工作,始终就没有离开过化工这个圈子。

  70年代初熬过那场触及灵魂的“革命”后,告别了劳动锻炼两年的农场和执教十多年的学校,调到化工部北京化工研究院从事聚丙烯课题的研究。那时我已近不惑之年,十分庆幸地又有机会重返技术岗位,一心一意只想如何将损失的时间补回来。

  聚丙烯当时对我来说是个新课题,但在国外早在1953年就研制出来,60年代开始工业化,70年代已大量生产。国内60年代初在北京化工研究院开始研究,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差距愈拉愈远。

  国家为了加速开发,减少聚丙烯树脂成品的进口,在60年代进口过一套半工业装置,但由于技术不成熟,长时间内开工不正常。70年代进口一套大型万吨级生产装置。为了弄清情况,我争取参加开车约一年。应该说这套装置从设计、设备、仪表到产品牌号等在当时都算是国际水平的。但由于流程冗长,设备繁多并且全部都是进口的,故建设费用十分庞大。当时要在国内大面积推广,经济上和技术上可能性不大。

  经过仔细分析,当时进口的装置为什么需要那么复杂而冗长的流程,那么多的设备,那么昂贵的投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催化剂技术落后所致。

  以当时国内条件,要与国外的设计水平、工程放大技术、设备、仪表等相竞争,近似于叫花子与海龙王赛宝,无法比。

  办法只有一条,就是扬长避短,抓住化学工业发展的核心环节——催化剂进行改进,这正是我们能发挥作用的地方。经过大家数年艰苦攻关,终于研究出聚丙烯络合Ⅱ型催化剂。由于其优异的催化效率和选择性,就可以大大简化流程,采用简单的国产设备来生产合格的聚丙烯树脂。在此基础上,与国内设计部门、生产单位通力合作,开发出我国特有的间歇本体法聚丙烯生产技术。它具有流程短、设备少、投资省、上马快、利润高的特点。很适合利用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型炼油厂副产——炼厂气中的丙烯作原料,生产聚丙烯树脂。这项技术由于符合国情,在国内得到飞速发展。1978年建成第一套装置,1985年已发展到13套,1995年全国已达50套,生产能力达到40多万吨/年。据了解,国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仿制,并要求购买我们的催化剂。

  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生产。在70年代到80年代期间,我曾先后东南西北到过国内二三十个工厂,向生产第一线的同志学到许多知识,解决了一些生产中问题,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知识。

  科学技术总是不断地发展的。80年代国家又进口一批更大型的聚丙烯装置,采用更新一代的催化剂。不过对方的催化剂生产技术是不转让的,不仅第一次使用时要付出一大笔使用费,而且每年都要高价购买进口催化剂。为此,我们于1984年又研制出聚丙烯N型催化剂,取得中外多国专利,并将专利许可证转让给美国一家大公司,为国家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N型催化剂已在国内外建成了生产装置,经使用证明能取代外国催化剂。90年代初,我们完成了另一种催化剂——聚丙烯球形催化剂的试验室研究,获得了专利。1995年完成了中间试验并通过了部级鉴定,现仍在工作争取早日实现工业化。

  回顾这辈子几十年来经历过曲折而多变的生活,大多数是被动地跟着历史浪潮走,一生中只作过两次选择。一是报名参军,从此改变我人生的道路,但我不后悔,部队的生活虽然艰苦而紧张,却使我成熟得快些,让我懂得珍惜后来在国内外难得的学习机会,勉励我更加勤奋学习和工作。二是入大学时选择了化工专业,虽然当初并不清楚它是个易燃易爆、有毒、有污染的危险行业,但后来逐渐了解它也是国家诸多行业中不可缺少的,所以也就慢慢熟悉它,喜欢上它,并决心为化学工业的发展干上一辈子。

  我秉性淡泊,厌奢侈,不擅交际,尤不喜烟酒,工作之余读点书,听听古典音乐,聊以自娱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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