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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铮
2013-12-13 14:53     (点击: )

   我校电讯系49级学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原校长,电子学家,1927年12月生,江苏南通人,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称院士)。
  保铮1949年9月考入我校电讯工程系,1952年院系调整去张家口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现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1953年毕业于雷达工程系,并留校任教。涉足教坛不久,他就在教学和科研上崭露头角。建国初期,电子技术的基础十分薄弱,在雷达专业任教几乎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参加工作后的近10年里,他几乎涉足雷达专业的全部课程,担任讲课、编讲义、实验室建设等工作。他抓紧时间刻苦学习,把数学等基础知识打得更扎实,广泛涉猎新的专业知识,如网络理论、振荡理论、随机信号分析和信息论等。因而,保铮的讲课思路开阔、启发性强,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五六十年代,他先后编著了《雷达指示设备》、《脉冲技术》、《晶体管原理和晶体管电路》、《电子管放大器》、《非线性电路》、《脉冲电路基础》等教材,发表科研论文20余篇。
  保铮一直坚持科研工作。1958年他率领一批教师和学生开展了气象雷达研制。不到半年的时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气象雷达,测试证明,其主要技术性能与当时国外同类产品相当。1970年他在“下放劳动”中了解到电力部门长期为地下电力电缆故障的测寻问题而伤透了脑筋。保铮经过两个多月的跟班劳动,搞清了问题的要害。凭借他在雷达技术方面的深厚基础,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冲击闪络法”技术方案,并设计、制造出我国第一台“埋地电力电缆故障测寻仪”。使寻找故障时间从原来的几天(甚至更长)缩短为几个小时,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解决了电力部门的这个老大难问题。后来,这项成果荣获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2年,保铮担任了教研室主任。他敏锐地看到60年代开始发展的数字动目标显示和数字动目标检测是雷达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决心在这一领域跟踪和追赶国际先进水平。1974年末,他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开始了数字动目标显示的研究。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攻关,研制出颇具特色的0.5微秒数字动目标显示器,不久又研制出0.2微秒的数字动目标显示器,该项研制成果对推动我国雷达数字信号处理的发展起了较大作用。在他的主持下,1982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动目标检测器;1982年又研制成自适应天线旁瓣相消系统;1986年又研制出可编程动目标检测器。这两项成果分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和二等奖。
  1984年,保铮成为博士生指导教师,是该校雷达信号处理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他根据雷达信号处理发展的新动向,先后选定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其中有阵列处理、高分辨技术、时空二维信号处理、雷达成像、目标识别以及神经网络和子波变换的应用。随着科研工作和教学任务的增加,他的研究基地和队伍不断完善和壮大,成立了规模较大、实力雄厚、人员结构合理的电子工程研究所。1991年又进一步建立了国家雷达信号处理重点实验室。近10年来,他特别着力于研究生的培养,已培养出博士生13名,现有在读博士生17名。80年代以来,这个集体在雷达信号处理新领域的成果多次获得各种奖励,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仅保铮和年轻人合写的论文就有100余篇。
  1984年至1992年,保铮出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他团结学校广大师生员工,积极推行改革开放,狠抓学科建设,调整和拓宽专业结构,加强高层次办学基础。同时他强调科研对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性,调整科研体制,建立了一系列专职科研机构。在他任职8年期间,学校的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各项教学评估中,多次获得优异成绩。博士点由1个发展到5个,硕士点由6个发展到18个,相继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国家级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校的科研经费增加了近5倍,所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奖、发明奖数目逐年增多,科技实力和学术水平有较大提高。
  在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工作中,保铮坚持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他对我国雷达信号处理理论和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对由模拟信号处理到数字信号处理的更新换代和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做出了卓越贡献。鉴于他的成就和功绩,国家科委于1984年授予他“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称号。1988年他被全国总工会评为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90年又被国家教委和国家科委评为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1994年又获光华基金特等奖。
  附:保铮院士在一篇自述文章中,详细回忆了在我校学习时受到的教育,特别回忆了毕德显、王大珩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对他的培养,十分感人。现全文转载如下。
  1949年9月,新中国建立前夕,我来到大连,就读于大连理工大学的前身大连大学工学院。当年我同时考取了几所大学,最后选择了大连大学。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从高中开始,有一种“科学救国”的热情,而面对残酷的现实又感到前途渺茫。家乡解放虽只有半年多,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使我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相信在解放区建立的大学里,能学到更多的东西;二是该校有一批名师,都是在解放军渡江前,辗转进入解放区的。此外,家庭经济困难也是个原因,因为大连大学的学生可享受供给制待遇。
  开课后,我抱着求知的渴望去听课,几堂课下来,我感到收获比我预想的还大。此前,大学普通物理和微积分我都学过一些,物理课毕德显老师等对问题阐述之深刻,常使我有顿开茅塞之感。我觉得奇怪:这些内容,我看过不少书,为什么我就体会不到呢?于是,我改变了听课方式:不记笔记,专心听讲,下课后对一些重要的概念多找参考书对比着深入思考。当时同学间的讨论也很多,常为一些学业上的问题争论很长时间。许多问题在争论中搞得更加清楚。
  我们是大连大学的首届学生,几位名师给我们上过多门课,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毕德显老师。继一年级讲授普通物理后,二年级的电磁场理论,三年级的微波技术和四年级的天线都是他亲自讲授的。四年下来,全班同学都对毕老师十分敬佩。不仅由于他学识渊博,他高尚的品德、严谨的学风也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大连大学工学院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学校开办之初,就下大力气建设了几个实验室。当时王大珩老师是物理系主任,亲自负责筹建实验室,并指导我们“碰撞,,的力学试验。同学中流传着难过“碰撞”关的说法。王大珩老师在学生做实验时坚守岗位,寸步不离,对学生的实验虽不加干预,其实整个过程他一清二楚。实验做完后要经指导老师审查实验记录、签字后,才能结束。记录报告交上去经王老师仔细审查常常得到的是“不对”二字,怎样不对是不加说明的。于是,小组的两个人拿了被打回的报告,反复研究,重新试验。一而再,再而三,还是“不对”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我们班的实验课排在星期六下午,四个小时做不完只好推迟吃晚饭,王老师陪着;星期六晚上有电影,电影看不成,王老师也陪着。星期天见到“过关”的同学,常用“看上电影没有”作为对同学的关心。严师出高徒,后来我们同学都很重视实际,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这与当时学校和老师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1952年院系调整,电讯系全体师生随毕德显老师到了张家口通信工程学院。次年7月我们从学院毕业,我和另外4位同学留校在毕德显老师身边工作。当时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特别是新建的雷达专业,课程和实验室建设任务很重,新来的人要很快上岗。毕业后我立即参加了辅导工作,第二年还讲授了部分课程。任务虽然繁重,毕老师对我们几个年轻人的培养是十分精心的。我每学期除教学任务外,同时有一半时间在实验室工作。50年代初,我国的电子工业基本上是空白,为了开出雷达专业基础的实验,有关仪器还要自己制作。当时分配我的任务是改造脉冲示波器和电子开关,以及几个脉冲技术和微波技术的实验。经过两年的努力,建成有相当规模的微波和脉冲实验室,而我经过这一番锻炼,实际工作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回想起来,在后来的工作中,人家认为我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较强,这固然是由于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实际工作,但与早期有较好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毕老师对我们进一步学习提高也抓得很紧。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封锁,英文资料很少,能得到的主要是俄文书刊和资料。我们虽然在大学里学过俄文,但很不熟练。毕老师分配我们翻译几本俄文教科书,通过翻译工作,俄文阅读能力得到很大提高。当时我们只是本科毕业,数理基础是薄弱的,毕老师虽然工作十分繁忙,还是亲自给我们讲“原子物理学”,并指导我学习概率论和随机过程。他还教导我们要注意学科的新发展,组织了“信息论”研讨小组和研讨班。当时学校的环境是相当封闭的,但毕老师十分重视学术交流。他设法创造条件使我们多与外界接触,组织我们外出参观学习,以及写文章在刊物和会议上发表。在他的指导下,我们与国内许多部门的联系是密切的,这对扩展我们的视野,根据科学技术新发展和国家需要,从而确定努力方向是十分必要的。这是我们成长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40多年过去了,老师们无声的教诲始终铭刻在我的脑海中。我一直工作在教育岗位上,看到一批批年轻人蓬勃成长,深受鼓舞。我喜欢和年轻人一起工作,和他们讨论、切磋问题。在与他们相处之中,我总是回忆起40多年前自己的经历,从而更增加了自己的责任感,勉励自己要像我的老师们那样,为祖国的明天,为年轻人的茁壮成长,尽责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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