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来到大连，就读大连大学工学院。当年同时考取了几所大学，最后选择了大连大学，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从高中开始，有一种“科学救国”的热情，而面对残酷的现实又感到前途渺茫。家乡解放虽只有半年多，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使我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相信在解放区建立的大学里，能学到更多的东西；二是该校有一批名师，都是在解放军渡江前，辗转进入解放区的。此外，家庭经济困难也是个原因，因为大连大学的学生可享受供给制待遇。

开课后，我抱着求知的渴望去听课，几堂课下来，我感到收获比我预想的还大。此前，大学普通物理和微积分我都学过一些，物理课毕德显老师等对问题阐述之深刻，常使我有茅塞顿开之感。我觉得奇怪：这些内容，我看过不少书，为什么我就体会不到呢？于是，我改变了听课方式：不记笔记，专心听讲，下课后对一些重要的概念多找参考书对比着深入思考。当时同学间的讨论也很多，常为一些学业上的问题争论很长时间，许多问题在争论中搞得更加清楚。

我们是大连大学的首届学生，几位名师给我们上过多门课，最使我难忘怀的是毕德显老师，继一年级讲授普通物理后，二年级的电磁场理论，三年级的微波技术和四年级的天线都是他亲自讲授的，四年下来，全班同学都对毕老师十分敬佩，不仅由于他学识渊博，他高尚的品德、严谨的学风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大连大学创校

大连大学工学院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学校开办之初，就花大力气建设了几个实验室。当时王大珩老师是物理系主任，他没有开课，而是负责筹建实验室，并亲自指导“碰撞”的力学实验，同学中流传着难过“碰撞”关的说法。王大珩老师在学生做实验时坚守岗位，寸步不离，对学生的实验不加干预，其实整个过程他一清二楚。实验做完后要经指导老师审查实验记录、签字后，才能结束。记录报告交上去经王老师仔细审查常常得到的是“不对”两字，怎样不对是不加说明的。于是，小组的两个人拿了被打回的报告，反复研究，重新实验。一而再，再而三，还是“不对”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我们班的实验课排在星期六下午，四个小时做不完只好推迟晚饭，王老师陪着；星期六晚上有电影，电影看不成，王老师也陪着。星期天见到“过关”的同学，常用“看上电影没有？”作为对同学的关心。严师出高徒，后来我们同学都很重视实践，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这与当时学校和老师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1987年保铮与毕德显

1952年学校调整，电讯系全体师生随毕德显老师到了张家口通信工程学院，从此我也光荣地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次年7月我们从学院毕业，我和另外4位同学留校在毕德显老师身边工作。当时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特别是新建的雷达专业，课程和实验建设任务很重，新来的人很快上岗。毕业后我立即参加了辅导工作，第二年还讲授了部分课程。任务虽然繁重，毕老师对我们几位年轻人的培养是十分精心的，我每学期除教学任务外，同时有一半时间在实验室工作。50年代初，我国的电子工业基本上是空白，为了开出雷达专业基础的实验，有关仪器还要自己制作，当时分配我的任务是改造脉冲示波器和电子开关，以及几个脉冲技术和微波技术的实验。经过两年的努力，建成有相当规模的微波和脉冲实验室，而我经过这一番锻炼，实际工作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回想起来，在后来的工作中，人家认为我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较强，这固然是由于我一直没有离开实际工作，但与早期有较好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毕老师对我们进一步学习提高也抓得很紧。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封锁，英文资料很少，能得到的主要是俄文书刊和资料，我们虽然在大学时学过俄文，但很不熟练。毕老师分配我们翻译几本俄文教科书，通过翻译工作，俄文阅读能力得到很大提高。当时我们只是本科毕业，数理基础是薄弱的，毕老师虽然工作十分繁忙，还是亲自给我们讲“原子物理学”，并指导我学习概率论和随机过程。他还教导我们要注意学科的新发展，组织了“信息论”研讨小组和研讨班。当时学校的环境是相当封闭的，但毕老师十分重视学术交流，他设法创造条件使我们多与外界接洽，组织我们外出参观学习，以及写文章在刊物和会议上发表。在他的指导下，我们与国内相关科技部门的联系是密切的，这对扩展我们的视野，根据科技新的发展和国家需要以确定努力方向是十分必要的。这是我们成长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大工的课外活动

我是在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参加工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国家建设的迅速发展使我深受鼓舞，下决心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好工作报效祖国。当时虽然生活条件还比较简陋，但工作和学习条件还是不错的，既有名师指导，我们年轻人的工作和学习热情也很高，学习气氛很浓。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对科学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3年保铮毕业照

1972年我回到学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并担任教研室副主任。1973年秋，我正在干校学习，学校突然通知我去南京参加一个有关新雷达研制的会议。原来会议的内容是讨论研制一种新的雷信号处理器。当时民航从法国进口了一种新的航管雷达，其中有数字动目标显示处理器，功能是从雷达回波中消除固定杂波，只把所需的动目标（飞机）显示出来，这是航管雷达的一个重要部件，法国只卖给我们雷达，而对该处理器禁运。会议讨论能否自己研制该处理器。处理器虽然禁运，但在该雷达的使用说明书里有处理器的方框图和简单说明。会议倾向于进行仿制。当时我对它进行了分析，认为其采用的方案不尽合理，没有必要地将问题复杂化，性能并不好，而且不利于后续发展。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当时的看法是正确的，在国外也没有再使用这种方案的处理器。

1979年保铮等人在调试设备

我认为数字动目标处理器是很重要的，国内雷达技术的发展停顿了许多年，而在这些年里，国外的雷达里已广泛采用数字技术，信号处理器是其应用的主要方面。数字动目标显示处理器不仅可用于进口的航管雷达，而且能用以改造国内现有的雷达，应考虑通用性。第一步可简单一些，但应考虑到后续的发展，方案要有可扩展性。当时四机部科技司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下拨了经费，我们在教研室里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小组，通过一年多的努力，用国产器件于1976年研制出数字动目标显示器的样机，效果良好，于1977年召开的某次雷达会议上作了现场演示，对推动数字技术在国内雷达的应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保铮在检查仪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科学的春天，我们的研究小组也茁壮成长，由研究小组扩大为研究室，后来又扩建成研究所。在雷达信号处理方面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本来就有较大差距，“文革”十年更使这一差距扩大了，为把“文革”中损失的时间补回来，我们不能因循守旧，要很快赶上，以学科发展前沿为目标努力学习，争取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同时，作为高校的应用研究机构，更应在应用基础方面多做工作，且研究方向要与国家的需要相适应。此后，我们扩展了研究范围，除将雷达数字信号处理器继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外，我们在阵列处理、空时二维自适应处理、SAR和ISAR雷达成像、雷达目标识别等方面开展了研究工作。同时我们在与这些研究方向有关的理论问题，如检测和估计、阵列处理、非平稳信号处理、小波变换、神经网络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在抓应用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我们还进行了处理器实际实现的研究，并将研究的阶段成果应用到实际信号处理器里去。多年来我们研究所为许多有关单位研制了各种新的雷达信号处理器几十台，为国防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得到有关上级和兄弟单位的认同。从1991年起依托我们研究所建设了国防科技雷达信号处理重点实验室。

保铮在指导博士论文答辩

科教兴国，科技强军，事业的发展要依靠科技，科技的发展要依靠人才。作为高校的科研机构更应把人才培养放在重要地位。从1978年开始，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结合科研工作培养硕士生，然后又培养博士生，现已培养博士60余名。多年来，博士生已实际上成了我们研究所的重要科研力量，许多博士生在三到四年的学习期间，对科研任务作出显著成绩，同时通过实际科研的锻炼，知识和能力都有明显提高。不少毕业生已成为所在单位里的青年科技骨干。

前几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我从教五十周年开了个座谈会，引起我对自己过去的回忆。我想起自己走过的曲折道路，更想起老师们对我的培养，老师们无声的教诲始终铭刻在我的脑海中。我一直工作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看到一批批年轻人蓬勃成长深受鼓舞。我喜欢和年轻人一起工作、一起学习，和他们讨论、切磋问题。在与他们相处之中，我总是回忆起当年自己成长的经历，从而更增加了自己的责任感，勉励自己要像我的老师们那样，为祖国的明天，为年轻人的茁壮成长尽责尽力。

校友档案

保铮(1927-2020)，电子学家。1927年12月出生于江苏南通，197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考入我校电讯工程系，1952年因院系调整进入张家口解放军通讯学院学习，1953年7月毕业于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雷达系并留校任教，历任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副院长，1984年10月至1992年2月担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长期从事雷达与信号处理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培养博士60余名。主持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微波气象雷达；发明测定埋地电力电缆故障点的“冲击闪络法”，解决电力部门的难题；研制数字目标显示器和数字目标检测器等，并推广军、民两用；开展了在空时二维信号处理、合成和逆合成孔径雷达成像等方面的研究。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三等奖和四次部级一等奖，以及光华基金科技进步特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等。1988年被评为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并获“五一”劳动奖章。代表作有：《雷达指示设备》、《脉冲技术》、《雷达成像技术》等。

内容来源：校友供稿

编辑排版：孙镜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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